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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十多岁以前，一直被母语包围，像坐镇的皇子一样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另一个甚至更多个、无穷多的腔调。村子里嫁来的媳妇、婆婆们，也有操别音的，如县城人把红薯，发“书（shū）”音，一声平，而母语教给我的是降音，读红“竖（shù）”，四声降，短促、快捷，不拖泥带水，像故乡人的性子，直率、豪爽，不曲里拐弯。也有如东乡人的碗碗腔，有楚味，把没有，念作没得（děi），且得字发三声，音轻又婉转。语音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不容更改的文化综合气息的传承，有着深刻的地域性、历史性和文化因素与内涵。不然怎会有贺知章的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”，是一种顽固的文化显体。十几岁到外面上学，语文老师，一个矮敦，幽默，又喜欢喊我站起来为大家朗读课文的老头，笑眯眯的、和善的样子，每次我流利地用他要求的普通话以最快速度读完全文后，如释重负般，舒气的瞬间，被他指令坐下的同时，他总会半是讥讽半是指教地说，你的秦腔真好！刚刚坐下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满是不以为然，也有些许自豪，面热耳烧。毕竟，我读完了，流利地，以最快速度。那时候，磕磕巴巴读文章的多的是。就那，我还深陷在母语中而不知自己的错误，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，从没意识到自身问题。我蒙蒙混混的，如此几十年。直至后来外出开会、旅游，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给我带来的严重障碍。初次还不觉得，成员们都是自家人，陕西的，尽管交流语音有别，但都能听得懂。外出就麻烦了，购物、与导游交流，想了解当地或景点更多的知识，那就成了问题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怎样，尽管我鼓起勇气，趁没熟人时，偶尔夹杂些秦腔式的普通话，但对方要么勉强能懂，要么不知我所云，一脸茫然。有时候，我也比手画脚，禁不住手在眼前或空中飞舞，试图以肢体动作取得他们的沟通和回答。那种艰难，是可笑的，也是可悲的。我恨不得带上纸和笔，为他们书写我的要求和想法，可毕竟太慢，这办法实施起来也困难，不通畅。
后来参加一些聚会，每遇到朗诵或演讲，我都极力退缩，将自己缩至微末，但除非我不参加，否则这丑出定了。后来索性不去，或者非去不可，就直接提前声明不朗诵不说话。也有些时候，对主办方的好意盛情难却，便打了稿子，让那些操一口流利又标准的普通话的美女、先生们代替。这于我，是一种感激，也是一种无奈，一种母语根植于骨子里而无法剔除、须臾不离的无奈。我庆幸着母语给我的认同和归属感，也为自己的不能入流、不能大同而烦恼过。无数次这样的尴尬过后，孩子鼓励说，学普通话么，跟电视新闻广播学。而我总是因各种借口为自己推脱。其实心里，还是很羡慕很向往一口流利又标准的普通话的，曾暗自遗憾，当初没上师范，不仅琴棋书画样样俱全，而且演讲功能自然天成，普通话更是不用说的基本功。
